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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大名师思政导读课] 陶谦:我的援疆援非之路

来源: 石河子大学 发布时间:2019年10月11日 10:41:00

陶

主讲人简介:

陶谦,江南大学援疆干部,现任石河子大学食品学院副院长,曾两次赴非洲执行智力援非任务。2014年3月来石河子大学任职至今。其援疆援非事迹被各级媒体多次报道。

同学们下午好!今天学校邀请我在这个课上就我的援疆和援非经历给大家做一个分享,我就准备了一个讲稿。我讲的内容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讲援疆,是在这里的情况;另一部分再讲一讲我援非过程中的一些故事。最后就是回答同学们可能感兴趣的一些问题,大家课后也可以来跟我交流。

关于援疆这一部分,我之前在江南大学等学校做讲座的时候,重点给他们介绍了新疆的地理风貌,因为大家都在新疆,所以这一部分我就不详细说了。关于新疆的地理,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新疆的“疆”字,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它可以代表新疆的构造,由阿尔泰山、准噶尔盆地、天山、塔里木盆地、昆仑山组成。我们新疆地域辽阔,是全国陆地面积第一大省,最近同学们应该也在新闻上看到了,出现了一个比新疆还大的中国第一大省——海南省,它是把海洋面积全部算上了。我在江南大学说到中国第一大县若羌县有20万平方公里,什么概念呢?就是若羌县一个县的面积等于两个江苏省,下面的同学都发出惊叹。

我在新疆拍了很多照片,有克拉玛依的油田,可可托海的秋天,乌尔禾附近的胡杨林,江布拉克的麦田,这个麦田很漂亮,听前段时间去过的同事说,现在那里还种上了郁金香,更漂亮了。还有我们石河子附近的南山,去南山路上的雾凇,伊犁河谷,巴音布鲁克草原的开都河,就是“九曲十八弯”,以及赛里木湖,特别是冬天的赛里木湖,见过的人很少。

我也向他们介绍了新疆的历史和民族以及党中央治疆总目标。

我还向他们介绍了石河子大学和我工作的食品学院的情况,并展示了我们石河子大学校园里的一些风光。我选了不少冬天的景色,因为南方的学生很少看到下雪,但是去年冬天那边下了一场大雪,他们都在晒雪景,所以去年冬天我朋友圈里一张雪景都没发,为什么呢?因为我一发,他们就气馁了,我随便发一张,那个雪肯定都比他们那的厚,他们好不容易十年才拍一次下雪,我就在旁边静观吧。

这是绿苑旁边的体育场,那天正好一阵风吹过来,叶子落下来,我跟江南大学的学生解释,说不是石河子大学的清洁工懒惰,这是上班以后刚吹的风,叶子吹下来了,等我中午吃完饭出来,发现已经都扫干净了,其实我觉得秋天有落叶的时候,最好能留一天,让我们广大师生员工拍拍照。

我还展示了我们石河子大学学生冬天参加劳动的情景,每个班分一块地,在扫雪,当然我也跟他们说明,我们主要的“扫雪工具”并不是学生,而是扫雪车,我给他们看了正在工作的扫雪车和扫完雪以后的景象。

关于对口支援工作的意义,我认为我们国家发展到一定时期,一定要发展西部,而且是全国一起支持西部发展,这个对于东部先发展起来的地区来说就是义务,是责任。对于石河子大学,教育部有一个“9+1”对口支援机制,“1”就是石河子大学,“9”就是九所对口支援高校,组长单位是北京大学,江南大学是“9”里面的一个,所以我们这九所高校负有这个义务和责任。江南大学的任务是对口支援石河子大学的食品学院,所以从2006年开始,江南大学就派出老师在食品学院挂职,当院长或副院长,我是第五位。同时,我在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我们需要宣传,我为什么愿意给内地高校做这样一个讲座,目的就是宣传新疆,宣传石河子大学。

我来新疆之前,我们江南大学现在的副校长,当时是食品学院的院长,他找到我,想让我来新疆工作一段时间。来了之后,我在这里一方面是工作,一方面是桥梁,另外我自己也获得了提高,特别是提高了认识,比如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援疆干部座谈会,参观了肯斯瓦特水库等新疆和兵团的建设成就,走访用人单位,参加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等等。

我夫人选择提前退休来新疆陪我,她本来是不放心,怕我一个人在这没人照顾。因为她也是江南大学的老师,是化工学院的,到这来以后,就让她在这边上课了。我女儿是暑假过来玩,刚好这边在招公务员,她是学法学的,看到这边法院招人,她就去报考。自治区的要求是新疆籍的或者在新疆上学的大学生才能报考,而兵团规定援疆干部的子女也可以报考,所以她报名了,一考考上了,就在这边工作了。

我来新疆的时候,我的同事曾经对我说过,你不适合到新疆去,你这个人太古板,第一不喝酒,第二不抽烟,第三不唱歌,第四不跳舞,你到新疆去肯定不行。我发现这四样不会确实受影响,那就努力克服吧。抽烟是肯定不抽了,喝酒现在可以喝一点,跳舞参加过一次,是前年全校教工的集体舞大赛。本来我确实不会,年纪也偏大,但是每个队要有一个院级领导参加,我们其他院领导都出差去了,只能我去。我的动作确实不行,后来一看录像,我比别人慢了四分之一拍,所以极大影响了我们的分数,不过我个人很有收获,很有成就感。我还参加了一些校运会的业余项目,比如手榴弹投准,这个我当时一看就感兴趣,因为四十年前上初中的时候,我们体育课有一个项目就是手榴弹投远,我力气比较小,当年很瘦小,所以这个项目的成绩是最差的,我说竟然四十年以后还有这个项目,就报名参加。投的时候我还是力气小,拼命投也就正好能投到他规定的那个位置,我们本地的同事都是随便一扔,就飞到老远去了,但是他们说,你投手榴弹的姿势是我们所有人当中最好的,那是因为当年我的体育老师是一个退伍军人,他当时重在纠正我们的姿势。

还有我和我夫人在会泽食府二楼的援疆干部餐厅过生日。我们学校组织部对援疆干部很关心,2014年,我第一年在这过生日的时候,那天正好是星期天,我在宿舍里,有人打电话来,说你现在在什么地方?我说我在宿舍。他们说,你等着,我们等会有点东西要送给你。过了一会儿,他们敲门进来,就送来一捧花,一个蛋糕。我说,怎么回事?他们说,今天是你的生日。我自己忘记了,到了这个年龄,一般都想不起来自己的生日,我一想,是这么回事,就收下了,然后上上下下地给一家一家的援疆干部去送蛋糕,让大家分享一下,所以后来再碰到生日送蛋糕,我就说你送到餐厅去吧,反正大家都要去餐厅,到那一起吃。

下面我重点讲一些非洲的故事,这个你们肯定都没见过。我做任何事情之前都喜欢先收集资料,来新疆是这样,去非洲也是这样,所以这里我先把背景介绍一下。我们都知道,郑和下西洋很伟大,有记载说,郑和下西洋最远到达了肯尼亚的东海岸。肯尼亚是非洲东部的一个国家,我在非洲期间,曾和几个援非老师一起,自己开车穿过好几个国家,一直到了肯尼亚东部海岸一个叫蒙巴萨的城市,在蒙巴萨意外发现它有一个航海博物馆,里面展示了一些从附近的沉船中打捞出来的大型瓷缸碎片。我一看到这个瓷片,一眼就认出这是中国的东西,而且是中国明朝的东西。因为我们江苏那边有很多人家以前没有自来水的时候,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缸,那个缸的样子、颜色都是一样的,就是明朝的那种土黄色,上面有一些图案,所以这至少间接地证明郑和是到过那里的。那么到了近代,我们知道,落后就要挨打,我们被西方列强长期欺负,非洲也是。近代中国比非洲好一点,非洲是彻底沦为殖民地。所以等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政治立场毫无疑问是坚决支持非洲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的,就是支持非洲国家摆脱西方那些所谓的宗主国的控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加纳第一个独立,独立的时候他们的总统恩克鲁玛就得到中国的强烈支持,所以他独立以后马上带人到中国访问。后来中国一直在支持非洲,所以到1971年中国加入联合国的时候,虽然我当年还在上小学,但是那件事情对我的触动太深了,我记得毛主席说过一句话:“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那人家为什么要抬你啊?因为我们给了他们强有力的支持,支持他们独立,支持他们发展,所以这都是互利的嘛。今天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国际关系要互利共赢,就是这个道理。当年中国在生活水平还很低的时候就全面支持非洲,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坦赞铁路,建了很多年,是咬着牙建起来的。前段时间蒙内铁路通车了,就是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到海边的蒙巴萨,那一次通车以后我还在微博上发表了一段文字,因为我当年去玩的时候,乘过老的蒙内铁路的火车,是英国人修的,已经100多年了,我把当年写的日记那段摘出来,来做对比。

我们中国在很多非洲国家派有医疗队,只要跟我们建交的国家,每个国家都派。派的方式也很简单,就是一个省包一个国家,非洲有50多个国家,所以我们发达一些的省市,像北京啊,上海啊,江苏啊,湖北啊,广东啊,等等,就要往两个国家派医疗队。据我的观察,这个医疗队在让当地人民知道中国人是好人这一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什么意思呢?我去过的几个非洲国家,他们的医院里面有很多国家的医生,也包括西方的私人医生建的私人医院,但是所有这些医院都建在他们的首都。大家要知道,我去那里的时候,非洲几乎所有国家只有一个城市看起来像点样,就是他们的首都,因为当年殖民者在那住,所以他把自己的环境搞得非常好,只要离开了这个首都,其他地方就是很原始的村庄。我两次去援非,去了两个国家,很不幸的,两次都不是住在首都,所以生活各方面受到很大困扰。而我们国家派的医疗队,基本都不在首都,如果有在首都的,那一定有两支医疗队,还有一支在另外一个地方。在非首都的这些医院里,除了一个院长、一个会计、一个秘书、两个护士是当地人,其他的全部是中国人。而且我们中国医疗队在那边救死扶伤真是忘我地投入。举个例子,我在布隆迪的时候,当时那里是青海省的医疗队,有一天中午,我们在那边的教师到他们医疗队住的房子去玩,中午吃饭的时候他们就说,昨天晚上给一个病人胸腔开刀,胸腔打开以后停电了,当时他们发现这个病人是一胸腔的脓血混合物,本来有一个吸痰机在呼呼地往外抽积液,但是一停电这个吸痰机就不能用了,当时他们那边的外科主任是来自青海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外科主任,他就急了,就戴着手套伸进胸腔里去捧。护士长马上就拿了个盆,捧了一小脸盆的脓血出来,然后再做清创处理,就打着两个手电筒。当时只管抢救病人了,直到第二天中午我们一起吃饭说起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个外科主任才说,我现在想着感到害怕得不得了,因为骨头打开了,医用手套是很薄的,如果骨头一下把手套戳破的话,那个地方艾滋病的携带者是70%左右,我们就可能感染上艾滋病。所以可以想象,我们中国医生的工作状态、工作精神,使当地的老百姓对我们高度认同。

我在非洲工作去过两个国家,一个是布隆迪,有没有同学知道?估计你们很多人都没听说过,它太小了,在整个非洲的中心部位,这个国家的样子像极了一颗心脏,所以它的外号就叫“非洲的心脏”。第二个国家叫科特迪瓦,是法语的音译,如果意译出来叫“象牙海岸”。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当时整个非洲大陆被英国、法国、德国、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等瓜分殆尽,只有两个地方没有瓜分,一个是利比里亚,其实等于也瓜分了,是美国当时占领了它,然后把一批在自己国家生活了200多年的黑人送过去了,说让他们返回自己的家乡,所以它这个国家不算殖民地。还有一个就是埃塞俄比亚,因为山高路险,谁都没进去,那是非洲的制高点。我工作的布隆迪是属于比利时占有的,科特迪瓦属于法国所有。比利时讲两种语言,靠南部讲法语,靠北部讲弗拉蒙语,是一种与德语、荷兰语非常相近的语言,在布隆迪用的是法语。欧洲怎么占领这些非洲国家的?是开着军舰去占领的。先是一个国家的军舰沿着非洲西海岸开下来,看到一条大河从里面流出来,形成一个三角洲,我们知道,河流入海的地方,那些三角洲是比较富饶的,土地是比较肥沃的,能长东西,就有人,所以军舰到这儿一看有三角洲,马上就下船,插上国旗。下一个国家来了以后,看到这里被别的国家占领了,就往前开一点,看到另一个三角洲,也插上自己的国旗,后面来的国家以此类推,所以这里就被分割成了一块一块的殖民地。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年代,非洲人本身是没有任何自主权的,有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我刚去布隆迪的时候,因为法语是在国内学的,去了以后要给学生上课,心里没底,所以先在布隆迪大学一个法国人办的语言中心当学生,学法语。有一个正宗的法国老师,我跟他后来关系比较好了,他就带我到他家去玩,我发现他的太太是一个标准的黑人,他的三个小孩皮肤看上去都像黑人。我一问他太太是什么地方的人呢?就是肯尼亚蒙巴萨的人。后来有一次上课,我跟他们聊天,聊着聊着就聊到郑和下西洋,我给他们介绍说,我们郑和在你们的麦哲伦、哥伦布之前就已经到了蒙巴萨了。他说,对,蒙巴萨那里是有一个博物馆,听说里面有你们中国的东西。后来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你们中国人既然比我们更早到非洲,为什么当年不宣布非洲是你们中国的?我当时都呆住了,我就问他,难道那个时候,这个地方没有当地人吗?后来我就想,这个问题说明什么呢?说明在他们眼里,这些当地的黑人是没有自主权的。

我的援非工作是怎么开始的呢?当时外交部部长钱其琛一下访问了非洲十个国家,签了一个联合公报,里面说中国政府承诺,在政治、经济、文化、卫生、教育、体育等领域,全面支持某某国政府。其中这些领域不是随便说的。既然说了要从教育上支持,回来以后国务院马上召集会议,于是就决定无锡轻工业学院,就是江南大学的前身,对口支援布隆迪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对口支援科特迪瓦,就是我第二次去的地方。我两次的工作性质基本一样,就是去他们的农学院。他们农学院没有食品加工专业,或者叫农产品加工专业,都是传统的农学,种出来就完了,现在要把农产品加工成工业产品,这个专业没有,我们要去建一个。我们石河子大学食品学院也是这么来的,原来是农学院,后来农学院成立了一个农产品加工组,后来慢慢发展成农产品加工专业,然后再改成食品专业、食品系,最后独立出来,变成食品学院。帮助他们建立农产品加工专业要怎么帮助?完全由中国政府出钱,我们的人过去,实验设备由中国政府提供,他们提供房子。我们要根据他们给的房子的平面图来设计,小到一节水管子都要算好,如果我们少计算了一节,那这个实验室可能就办不起来,因为当地没有这些东西。当时水管就是由我计算的,我在一张纸上算出来什么尺寸的要多少米,然后按照实际用量多一倍的量准备,因为少了不行。到那安顿好了以后,我一数,水管就是用了一半,还有一半留在那,什么时候坏了,马上换一根。那个地方是讲法语的,法语虽然跟英语一样的26个字母,但我不会念,那怎么办呢?就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出国人员培训部,专门给我们几个老师开了一个援非教师法语班,在那儿学了两年。

援非期间,我们做的事情,首先是要新建一个农产品加工专业,同时我们买了各种各样的设备,在当地工人的帮助下建成一个实验室,我们一边上课,一边带学生做实验。我们知道,一个专业至少有几十门课,所有的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就我们几个中国老师上,他们那边没有老师上过这个课,他们只能上最基础的,而我们就几个人,所以忙得团团转。当然锻炼很大,他们的学生非常认真,很珍惜这个机会。当然,我们也很认真。给大家讲个小故事。我不知道在座的同学到实验室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态度。我开食品工艺学这门课,要做实验,这个很简单,就是拿原料做食品吃,在这里,我们食品学院的学生做这个实验也是很积极的,因为他有一个目标,做完以后可以吃。我带非洲的学生,第一次做实验是用香蕉、柠檬、杧果,再加牛奶做冰激凌,用冰激凌机做出来,然后他们品尝,都很高兴,他们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子的冰激凌,绝对原装原料无污染。那个班里的人不多,总共14个人,做完以后我跟班长说,把这个场地打扫一下,所有的器皿工具洗干净,垃圾倒出去,他说好的,然后就转身往教室门外走。我就觉得很奇怪,说你们怎么跑了?结果他跑到门口,用当地的语言把外面一个打扫卫生的清洁工叫进来了。我说,干吗?他说,你不是让打扫吗,我让他来打扫。我说,不行。然后我就跟所有的学生说,洗干净器皿,打扫干净地面,恢复原状,这是实验的一部分。他们一听,马上亲自动手。其实当地的等级观念很强,他们认为自己是大学生,比别人高出一等,平常他们都不自己洗衣服,都是雇一个人来洗,但是我不管他们的衣服是谁洗的,这个事情必须自己做。

由于他们之前没有这些实验室,所以我们援建的几个实验室在当地成为明星品牌,经常被当地的人拿来当参观项目,经常有校长、院长给我打电话,说明天有人来参观,你介绍一下。我觉得也挺好,还能练口语。后来很多国内到那边的访问团也要去看,我在这个实验室接待过中国总工会代表团,还有好几个市的代表团。国外也有一些。最夸张的一次是,晚上下班以后,我们回到自己住的宿舍,在那做完饭正在吃,外面突然有人敲门,递过来一张皱巴巴的条子,还解释了几句。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学的校长让他来通知我,第二天早上,科特迪瓦国家的总理要来学校视察,第一站要看我们的实验室,让我准备五分钟的介绍。我说,那要做什么准备?他说,不需要,你就明天早上早点去。我说好。那我想这个毕竟是给总理介绍,而且是用他们的语言,我要好好准备准备,吃完饭以后就和几个同事一起到实验室去了一趟,看东西都摆整齐了。回来以后又开始准备介绍词。我们有四条生产线,分别介绍一下,差不多就五分钟了,我就念了几遍,做好了准备。第二天总理来了以后,我就按准备好的开始介绍。我先给他介绍果汁生产线,告诉他用什么原料,经过哪几道工序,最后成为产品。结果总理马上制止我说,你不要这么快,你一道一道给我讲。还好我前面讲过那么多次,虽然有点慌,但还是给他详细介绍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学过法语,法语的名词分为阴性阳性,这个对我们说中文的人来说是一大难点,所以我讲的过程中,经常就把阴性阳性搞错,总理还纠正我。这一讲讲了半个小时。虽然我讲得不是很好,但是能够向大家宣传我们中国的实力,我们中国的善心善意,这个肯定是好的。

刚才跟大家说了,我所在的城市不是首都,跟使馆不在一起。当时使馆跟我们说,你们要记住,除了正常工作以外,尽量多接触当地的同胞。当地有很多在那边做生意的中国人,就是因私自己出去打拼天下的,有开出租车的,开饭店的,种田的,所以我就到处去联系,经常星期天一起吃顿饭。我在科特迪瓦的时候,在一个台湾人黄先生家里面看了金庸所有的小说和李敖已经发表的所有杂文。我当时订了两份报纸,一份是《人民日报》,一份好像是《南方周末》,他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经常看,最后到我快走的时候,他就说,陶老师,我跟你商量一个事,能不能把这些报纸给我?我说你要它干什么?他说,我这也没有什么中文的东西看,就拿去消遣消遣。后来我们比较熟悉了,他说,实际上想想,如果台湾和大陆能够联合起来,大家日子会过得很好。我说是啊。

还有一次,一个台湾同胞在那里开米铺,她丈夫在塞内加尔,以前和黄先生是同事。有天下午她背着包回家,在门口开门,后面有一个抢钱的,一把把她的单肩包拉过去了,当时她头都没回,下意识地把包往回拉了一下,结果后面这个人是拿着一把枪的,一看急了,一枪就把她打死了。我们大陆有一个在那里开饭馆的杭州小伙子,他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开车到我们那里告诉我们。我听了以后,第一时间给我们国家大使馆打电话。到了晚上,大使本人就给我打电话,指示我们,能帮助他们的就尽力帮助他们。因为这个台湾女同胞一个人在这,所以由黄先生操办丧礼,当时说第三天举办追思会,我说好,我们参加。第二天我就想了几幅挽联写出来,然后帮着黄先生布置灵堂,这个台湾同胞的丈夫也赶回来了,他向我们表示感谢。

我在布隆迪待了3年2个月,是1994年11月去的,1996年7月份,布隆迪发生军事政变,整个国家就封锁了,一直到我走。1998年我回到北京,给学校打电话,结果说我拨打的号码是空号。我觉得很奇怪,怎么学校的号会是空号呢?第二天我跑到教育部,汇报一下,说我们回来了,然后说,我们学校的电话怎么打不通啊?他们说,哦,你们无锡的号码升位了,然后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我就在教育部那个办公室里面给学校打电话,我说找外事处处长,这是我上学时候的数学老师,跟我很熟悉,电话那边的人说,他已经退休了。我愣住了,我说那我现在应该找谁啊?他也问我说,你是谁啊?我说我是陶谦。结果就听到电话那边丁零当啷一阵响,后来知道是一激动把茶杯打翻了,这个接电话的人我更熟悉了,是我原来的班主任,当时的外事处副处长,他说,陶谦啊,你还活着,我们一年多的时间没有你的信息啊!我说,我回来了,现在在北京。他说,那好啊,你什么时候回来,我去机场接你。所以就是因为碰上这个政变,一年半的时间和国内没有任何联系。

我第二次去非洲工作是在科特迪瓦,是西非的一个比较发达的国家。当时教育部找我的时候说,上次你太辛苦了,这次给你找个好一点的国家去享受一下。我是2001年4月份去的,到2002年9月份又政变了,政府军在南边的阿比让,反政府武装在北边,我所在的亚穆苏克罗是前线,由政府军控制,北边20多公里就是分界线。两边打了好几个月,终于在法国部队的干预下暂时停止了,然后要把北边非政府军控制区域中的外国人撤到阿比让来。大使就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北边有七八个中国人,现在没办法联系了,电话打不通,就知道他们会跟着一起下来,让我去关心一下。那我要怎么做呢?我胆子也大,就开车到亚穆苏克罗卫戍区司令部。中国人好就好在这个地方,到了门口,卫兵看看我问,干什么的?我说找你们司令。他就让我进去了。进去以后,我就跟司令说,明天下午外国人要下来,其中有我们中国人,大使要求我来问一下,他们的安全怎么保障。他说,你放心,他们从北边下来的时候是法国维和部队进去,护送他们的车队出来,一过这条线,由政府军保护,我保证他们的安全。我说好,然后就去给他们找住的地方。第二天下午我就跑到政府军守卫的那条线后面500米的地方,再往前他们就不让走了,说危险,怕有子弹飞过来,虽然当时是临时停战的状态。我就等在那,看到法国维和部队的军车、坦克开过去,中间有的车上塞了十几个人。当时也停不下来,我就在路边看,看不出哪个是中国人。等到车队彻底过完了,我回到住的地方给使馆打电话,说他们全都撤完了,我问了一下军方,说所有外国人都出来了。使馆让我继续关心。我就去他们住的饭店,问有没有中国人,到那一眼就看到一个中国人,我们问了情况,听说他们要住一个礼拜,又去市场上买了点东西送给他们。

在援非期间,这样的故事太多了,比如,当年我在布隆迪见到的小孩子都很有意思,一点儿不认生,看到外国人,直接伸出手说“你好”,是汉语啊。我就问我的同事说,为什么这边的小孩子看到我们都会说“你好”?他说,我们在给他们上小学国民教育课的时候,有一课就是讲礼貌,看到中国人要说“你好”。所以说我们在那边的很多付出是值得的。

还有我在布隆迪带着学生做实验。在我开这门课之前,这些学生从小学到大学从来没做过实验,他们只知道“实验”这个词,不知道这是什么经历,所以他们非常高兴。

很多同学曾经问我,说你为什么要去援非?我简单总结一下。第一,我当时想,非洲是很难去的,既然现在有这个机会,我想要去看一看。结果我看到了很多东西,我认为我不虚此行。第二,去了以后,从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态度,从非洲国家对中国的态度,我们能够感觉到,这确实是国家的需要,工作的需要,对于一个国家培养起来的人来说,你必须去尽这个义务。第三,是我个人的一点体会,我认为做好任何一件事情,必须满足3个条件:一是意愿,你要愿意去做;二是你要有这个能力去做;三是你要有这个机会。

最后,想跟大家说,党的十九大报告里有几句话我印象很深。第一句话是,从2020年到21世纪中叶,分两个阶段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今天在座的同学平均年龄差不多20岁,而我明年就退休了,我可以很自豪地说,我为这个国家达到小康水平做出了我应该做的,虽然很渺小。那么后面这两个阶段的建设,我们在座的同学是主力。第二句话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所以中国梦的实现要依靠大家。第三句话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努力。借这几句话和大家共勉。

谢谢大家!

(报告时间:2018年6月20日)

学生课后感想:

医学院 裴志花:

奉献精神总是被人们传唱,其实所谓奉献,并不意味着自己的失去,反而更多代表着我们的收获,就如同陶谦老师一样,不论是援非还是援疆,除了增加了人生阅历,他也在其中感受到了乐趣。我们应该以陶谦老师为榜样,在人生道路上守住初心,坚定方向,实现自己的价值。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范付云:

“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选择”,这句话可能是对陶谦老师人生经历的最好写照。我们是新时代的青年,更应该像陶老师一样,为实现人生的梦想而奋发,为服务祖国的发展而奉献,我相信,祖国的每一个地方都是我们奋斗的土地。

政法学院 葛敬晗:

离开家人,奔赴遥远的非洲,是为了祖国对非洲兄弟当年情义的回馈;从温婉水乡到西北边陲,是为了国家西部教育水平的发展。陶谦老师真正将自己的人生融入了祖国的需要。正如陶老师所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青年学子是主力,所以,我们要从现在开始努力奋斗,无愧于自己的人生。

[责任编辑:杨璐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