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腊月，伴随着鼠年春节脚步的日益临近，城市的大街小巷也越发一派喧闹的景象，忙碌了一年的人们，都开始收起一年的忙碌，欢天喜地备年货准备迎新年，“我们仨”也是如此。我的妻子是一名医生，孩子刚上幼儿园，我是一名教师。每年腊月，也正值寒假，妻子照常上班，我则是在家一边带孩子，一边读读写写。今年春节，妻子破天荒地调到了一个四天的假期，我们准备带着孩子回老家过春节，这个消息让小家伙每天都处在满怀期待的亢奋状态。我们仨的日子，就在满心期待中平静而开心地度过着。

直到有一天，妻子下班回家的一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妻子告诉我：现在武汉有一些人得了肺炎，会传染，并且很难治愈，让我们尽量减少外出，要注意卫生，勤洗手、少聚集。我联想起前几天在网络中看到的一些来自武汉的各种流言，他们似乎在讲同一件事情。但是对于非官方发布或未证实的流言，我是从来不相信的。所以，对于妻子说的这番话，我也没怎么太当回事，因为妻子对于卫生和健康一向十分注意和谨慎，她的这番话并没有引起我的重视。

又过了两天，妻子下班回来告诉我，单位即将从各科室抽调一些精干力量组成“抗疫先锋队”，并马上就要开始专项培训，应对即将到来的“肺炎疫情”，而她就是第一批队员。我突然开始意识到了这次“肺炎疫情”的严重性和可能到来的全国性疫情，因为我知道，当医院开始正式“备战”的时候，那之前网络上的流言就一定不是空穴来风了。

我们整个家庭陷入了深深的担忧、恐惧和焦虑的状态中。因为妻子一旦进入“抗疫先锋队”，那就意味着很可能与家庭的完全隔离，意味着她自己将面临着被感染的巨大风险，意味着我们全家人都存在跟她接触可能产生的感染风险，意味着孩子很久见不到她的母亲，意味着满心期待的回家过年的愿望基本落空。那一晚，我们在一起聊了很多，最终还是决定服从工作的需要，服从治病救人的初心。开始为妻子正式成为“抗疫先锋队”的一名“战士”作准备，也就一天时间而已，把家里的一些旧衣服找出来穿，因为“疫情”结束，这些衣物也不能带回家，需要被消毒处理掉。

腊月二十六，离鼠年新年仅剩四天，妻子正式进驻“抗疫先锋队”开始了与“肺炎疫情”的长期战斗工作中，什么时候能够结束，我们都不得而知……

很显然，妻子今年的除夕和春节又要在岗位上度过了。为了不想让老人和孩子失望，我决定独自带孩子回家陪老人过年，先陪孩子和爷爷奶奶过个早年，再到老丈人家陪孩子外公外婆过大年。今年的春节，全国都处于全民抗疫的状态，老家少了往年走亲访友的喧嚣热闹，多了亲友间电话网络的问候和居家隔离的冷清。“肺炎疫情”成为了春节期间谈论最多的话题，牵动着无数的家庭。

我们更是如此，因为从“战疫”开始之后，妻子就一直处于“隔离”之中，只有她和我们的单向联系。她工作的状态，我们也只能从为数不多的几次联系中了解到一些。

在一次视频时，我看妻子穿着薄薄的手术服，问她怎么不穿自己的衣服？她告诉我，带去的那些旧衣服很少用，因为密闭环境中穿着隔离服，还不能开空调，人会大量出汗，防护服非常紧缺，所以就直接将一次性手术服当做内衣穿，汗透了换手术服，这样可以节约防护服。我知道，在疫情刚开始的那段时间，全国性的防护服和抗疫资源极度紧缺，她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有一次通话时，妻子一再强调要注意做好孩子和家人的防护，她们最近收治了一个三岁的小朋友，正在隔离治疗中，爸爸妈妈也被隔离了，没有人能照顾她，现在她们医生和护士轮流在照顾她。聊着聊着，我们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和担忧，因为这个小朋友和我们的孩子同岁，我们深知这个年龄的孩子无法离开父母独自生活，还要面临着病痛的折磨，对于孩子，对于孩子的父母都是一种煎熬。

有一次她休息时，为了能让她轻松一些，我开玩笑说你这几天似乎看上去长胖了，她说同事们现在每天吃饭都逼着自己多吃，多吃才能增强免疫力，才能增强万一被感染的存活率。那一瞬间，我感受到一线医务工作者所承受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不仅来自于对患者的救治，也来自于对自己被感染的恐惧。

还有一次，她告诉我，她刚从岗位上下来，好累，因为刚刚一直在抢救一个年纪较大的危重病患者，十多个小时的抢救，终于挽回他的生命。在“战疫”伊始，他们就设定了“零死亡”的战疫目标，这是对每一个患者的尊重，对生命的敬畏，但对于每位医护人员来说，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巨大的压力。

…………

在这些为数不多的联系中，我得以了解到妻子的工作状态，了解到“疫情”的真实状况。我带着孩子，因为担心老家封路，便在正月初五返回了合肥，很快，我们居住的小区也进入了全封闭管理状态。

这段居家封闭的日子，大人还好过些，很多人戏称这是一段难得没人打扰的休息时间，可对于生性好动的孩子来说，居家封闭简直就是“囚笼”，不能去公园玩，不能滑滑梯，不能骑自行车，也见不到小伙伴们，这让小家伙在家里越来越不适应。刚开始居家封闭的那段时间，小家伙每天跟我吵着要跟妈妈视频，问我妈妈在哪里工作？为什么妈妈不回家？为什么妈妈不在家睡觉？一边问一边跟我吵闹，越发不安分。睡觉前一个人躺在床上，一边抹眼泪一边轻轻的告诉我：“爸爸，我想妈妈了……”是每隔几天都会发生的事。我只能编出一个又一个童话般的“谎言”来安抚她，哄着她，渐渐地……小家伙也开始懵懂的明白：妈妈的职业是医生，妈妈会治病救人，现在正在跟病毒打战，妈妈是个英雄，等打败病毒就能回家了。孩子的天真可爱和对母亲的深切思念，让我既心疼又无奈。身为丈夫和父亲双重角色的我，既要理解妻子，又要理解孩子。理解妻子的选择，理解她为了让更多的患者得到救治，为了肩负的责任，即使万般思念孩子和家庭，也只能选择舍小家顾大家；更加理解天真孩子，即使能够通过视频聊天见到妈妈，但长时间的封闭，还是无法满足孩子对与亲近母亲的渴望，孩子幼小的心灵就要开始学会坚强。

面对疫情的长期居家状态，我要面对的不仅是处理好我们仨的关系，还要面对即将开始的新学期的教学工作。按照上级主管部门“延期不延教，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要求，我所在的马克思主义学院“思修”教研室也将以前的教研室会议转移到网络上来，同事们在各自的家中相聚于网络，共同商讨新学期如何开展网络授课。突如其来的疫情将所有老师同时推到了网络平台的最前线，老师们面临着从未有过的网络授课的新挑战，我也是一样。

首当其冲，就是网络教学平台操作和运用的技术问题，对此我们没有任何前期准备，只能自己摸索，对着操作说明，一台手机、一台电脑，一步一步的操作，一点一点的尝试，不懂就联系平台工程师咨询，电话打到自己都不好意思打扰他们的程度，终于逐步摸清了网络教学平台的操作和运行方式，突破了网络平台操作的技术障碍。

其次，便是教学内容的选择上，由于我们教研室的课程属于公共必修课，涉及人数多、覆盖面广、意识形态性强，如何掌控网络教学中的师生互动与学生学习状态，更好地提高思政课的实效性，实现思政课立德树人的使命，一直贯穿在我授课的全过程中。一边授课，一边探索，一边改进，感谢学生们的包容，享受和学生们一起学习成长的快乐。

从年前到春节，从一月到三月，几个月的居家封闭，我们仨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岗位上，却有着共同的期盼。妻子期盼着患者早日康复，疫情拐点早点来临；孩子期盼着心中的英雄——妈妈可以早点平安归来；我则期盼着疫情早点结束，妻子和家人可以团聚，学生们可以回到向往的校园。

有幸，在党中央的坚强有力领导下，全国上下一盘棋，“新冠肺炎”疫情得到了迅速控制，迎来了所有人期待的拐点。妻子的单位也得以安排了多个批次的医务工作人员作为轮换，第一批的“抗疫先锋队”队员终于在三月底全部撤离前线，并在14天的隔离观察结束后，安全回到家中。

自腊月廿六至四月，两个多月的封闭式“战疫”，妻子仅仅在疫情刚开始时回家取过一次衣物和生活用品，站在门口前后不过两分钟。我知道妻子也渴望跨进家门，抱抱孩子。但是，“抗疫”如战役，为了家人的健康，为了病人的康复，她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岗位上，远离所有的亲人，和战友们一起“孤独”的战斗，这是“抗疫”中所有医务工作者的真实写照。

时至今日，“新冠肺炎”疫情已经离我们的生活渐行渐远。但回忆起这段非同寻常的“战疫”历程，心中虽有余悸，但却更加荡气回肠。庚子年尚未过去，我们仨又回到了平静的生活中，一如所有人一样，一如这个伟大的国家一样，平静而和谐。